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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個人合伙因彼此間多為親友，往往基于一種特殊的信任關系而忽視管理。合作之初，通常未就出資、利潤分配、虧損分擔、退伙和結算等約定簽署詳盡的書面協議。合伙期間亦缺乏原始憑證，且賬目多數未經各方簽字認可。當合伙人陷入僵局而訴請法院分割財產時，法院常因賬目混亂而無法作出公平準確的裁判。同時，合伙合同的規定散見于《民法典》等法律、司法解釋，并無專門的法律予以系統性闡述，導致法院在處理類案時缺乏統一的裁判思路，同案不同判的現象也較為普遍。例如，有的法院直接類推適用《合伙企業法》關于強制清算前置程序的規定，要求當事人清算以理清盈虧情況，否則便以舉證規則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反之，有的法院并不以清算作為強制前置程序，而是結合個案案情分配各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在查清事實上作出相應判決，部分甚至全部支持了原告的訴訟請求。為了維護裁判的可預測性和統一性，本文梳理了近些年最高人民法院的類案裁判，并結合關于個人合伙的相關法律規定，作出了下文的總結和思考分析，以供讀者在處理類案時參考。 關鍵詞：清算   終止   分割   舉證責任分配   先行判決

一、合伙合同的定義和法律適用合伙合同是指兩個以上合伙人為了共同的事業目的，訂立的共享利益、共擔風險的協議（源于《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七條的規定）。本條規定的合伙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這三者既可互相結合，例如自然人和法人結合、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的結合、自然人和非法人組織的結合；亦可單獨結合，例如自然人之間的結合（又名“個人合伙”）、法人之間的結合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結合。

我國關于合伙合同的規定，散見于《民法通則》第二章第五節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下稱“《民通意見》”）第四十二條至第五十七條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修改稿）》（下稱“《民通意見修改稿》”）第四十三條至第五十四條的規定以及《民法典》第二十七章的規定。

其中，《民法通則》和《民通意見》隨著《民法典》的頒布而失效。因此，現行有效的關于合伙合同的規定，主要為《民通意見修改稿》第四十三條至第五十四條以及《民法典》第二十七章的規定。但因《民法典》效力位階為法律，且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相較于1990年12月5日施行的《民通意見稿》，應屬新法。因此，“舊司法解釋”《民通意見修改稿》與《民法典》規定不一致的，應以《民法典》的規定為準。

但是，因為上述關于合伙合同的規定過于概括、寬泛，導致在司法實踐中，常有法院援引《合伙企業法》的規定作為裁判規則。但是筆者認為，《合伙企業法》適用的主體應當為合伙企業，而非合伙合同，兩者間存在如下差異：從定義上，合伙企業是指“本法所稱合伙企業，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依照本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的普通合伙企業和有限合伙企業。”（源于《合伙企業法》第二條第一款的規定），因此與合伙合同的定義不同。其次，合伙企業因《民法典》第一百零二條第二款規定[1]，被歸于非法人組織，故享有民事主體地位。而個人合伙并未被賦予民事主體地位[2]。因此，《合伙企業法》不能作為合伙合同適用的法律，只有當合伙合同所適用的法律規定存在空白、漏洞時，可以結合個案酌情參照《合伙企業法》的規定予以適用。

本文所探討的“個人合伙未經清算，合伙人可否分割財產”這一議題，合伙合同的法律規定存在一定的空白和漏洞，那么是否可以直接參照《合伙企業法》關于強制清算前置程序的規定，在無法清算或者清算不明的情況下，直接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該事由應當結合目前司法實踐和相關法律規定，予以審慎思考分析。因此，本文就上述議題，梳理了如下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案例。

二、“個人合伙未經清算，合伙人可否分割財產”的裁判類型梳理個人合伙作為合伙合同的典型，因合伙人之間多為親友關系，往往基于一種特殊的信任而忽視管理。合作之初，通常未就出資、利潤分配、虧損分擔、退伙和結算等約定簽署詳盡的書面協議。合伙期間，亦缺乏原始憑證，且賬目又未經各方簽字認可。當合伙人陷入僵局而訴請法院分割財產時，法院常因賬目混亂而無法作出準確公平的裁判。同時，合伙合同的規定散見于《民法典》和《民通意見修改稿》中，并無特別法予以系統性闡述，導致就該裁判事由缺乏法律依據，存在空白和漏洞。因此，法院在處理類案時并無統一的裁判思路，同案不同判亦較為普遍。為了維護裁判的可預測性和統一性，本文梳理了近些年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案例，得出如下兩種主要的裁判類型：

裁判類型一：個人合伙未經清算，合伙人不得分割合伙財產。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再審“蔡泊富合伙協議糾紛一案”[3]中認為，首先，蔡泊富主張合伙合同無效不能成立，故不應以該事由作為返還出資的依據。其次，合伙未清算，故返還投資款并無依據。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再審“周立新合伙協議糾紛一案”[4]時認為，合伙未清算且原告周立新無法提供合伙期間的相關資料，導致鑒定機構無法作出合伙盈虧的鑒定，周立新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不予支持原告周立新分配合伙利潤的訴訟請求。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再審“陳燦清合伙協議糾紛一案”[5]和“陳永河合伙協議糾紛一案”[6]中均認為，在合伙未清算的情況下，原告主張投資法律關系終止或解除并請求返還投資款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

裁判類型二：個人合伙未經清算，合伙人可以分割合伙財產。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再審“盧正文合伙協議糾紛一案”[7]中認為，原告盧正文已完成了舉證責任，作為實際經營者的被告曹保儉掌握財務憑證等證據卻未拒不提供，導致無法進行司法鑒定。因此，根據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原審法院認定原告盧正文主張分配的1010萬元利潤并無不當。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再審“亞當合伙協議糾紛一案”[8]中認為，亞當系露娜音樂餐廳的實際經營負責人和合伙資金的持有人，掌握著賬簿等核心證據。因其未能提供相關證據（如未提供單獨賬戶以證明合伙款項投入餐廳經營，未提供證據證實已公示支出情況，未提供證據證明合伙已清算），故一審法院未支持亞當要求先清算后分配合伙財產的主張，而是判令其承擔返還投資款的舉證不能法律后果，并無不當。再如，最高人民法院二審“夏凌飛合伙協議糾紛”[9]一案時認為，本案雖未清算，但是賬目資產處于盈利狀態，故原告夏凌飛主張支付合伙終止后經營利潤的訴訟請求，應予支持。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再審“金貴安合伙協議糾紛”[10]一案中認為，被告何晏為砂場的實際經營者和控制人，掌握了合伙相關的核心證據，故原審法院將舉證責任分配給被告何晏，并無不當。何晏并未提交企業連續經營流水賬等鑒定資料，且扣留賣沙利潤存在過錯。因此，即便未清算，但原審法院認定何晏實際控制砂場、且無證據證實砂場有虧損后，判令其返還原告金貴安的投資款，并無不當。

三、“個人合伙未經清算，合伙人可否分割財產”的裁判思路分析筆者認為，上述裁判類型均有合理性。理由如下：

首先，裁判類型一類推適用了《合伙企業法》第二十一條第一款：“合伙人在合伙企業清算前，不得請求分割合伙企業的財產；但是，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的規定，直接導致了清算成為了分割合伙財產的前置規定。因為合伙畢竟涉及第三人的權利，雖然合伙人要對合伙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但是對合伙財產的分配可能造成外部債權人實現債權變得棘手和困難。因此，將清算作為前置程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厘清合伙的內外部關系。但因《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九條第二款：“合伙合同終止前，合伙人不得請求分割合伙財產。”的規定，已將“合伙終止”作為了分割財產的劃分點，故法院若一律以未經清算為由，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或將有違《民法典》的上述規定。

其次，裁判類型二結合了個人合伙的特性，即在各方信任的合伙之初，未嚴格執行財務管理制度，導致賬目不清和財務混亂。原告之所以訴請法院，通常是因私力救濟無果。法院若一律以未經清算為由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則會導致原告尋求公力救濟無果，案涉合伙糾紛長期懸而未決。此時若被告為合伙的實際經營者和合伙資金的持有人，從而掌握了賬務資料等關鍵證據。被告在應訴時，不排除其利用合伙中的優勢地位，故意銷毀或者遺失合伙帳目材料，或者干脆把賬目搞亂、虛構開支或者瞞報收入，意圖侵占合伙財產，那么原告很難完整取證來厘清盈余并完成清算。此時，若法院一味要求當事人完成清算，否則將適用舉證規則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那么原告將處于私力和公力雙救濟無果的不利地位。因此，裁判類型二在結合個案案情的基礎上，合理分配原、被告各自的舉證責任，在確認合伙盈虧后分割合伙財產，亦存在合理性。

筆者結合上述裁判類型一、二的裁判要旨，根據《民法典》及其理解與適用的相關規定，對于“個人合伙未經清算，合伙人可否分割財產”這一問題，提出如下裁判思路的思考分析：

（一）合伙合同終止前，無論是否清算，合伙人均不得請求分割財產。

根據《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合伙合同終止前，合伙人不得請求分割合伙財產。”的規定，合伙人在合伙合同終止前，無論是否清算，均不得請求分割合伙財產。因為該條的立法本意在于：若允許合伙人在合伙合同存續期間分割合伙財產。一方面，背離合伙目的，將導致合同目的無法實現；另一方面，損害合伙本身的穩定和發展，影響債權人利益實現[11]。因此，有必要保持合伙財產的穩定性，作出如上禁止性規定。

因此，若在合伙合同（包含個人合伙）終止前，無論是否清算，合伙人關于返還投資款等分割財產的訴訟請求，均應予駁回。

（二）合伙合同終止后，合伙人可以請求分割財產。法院需結合個案案情，合理分配原、被告各自的舉證責任，并可先就部分查清并確認盈虧的事實判決。其中，清算并非強制前置條件。

首先，合伙合同終止后，合伙人可以請求分割財產。理由如下：上述《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九條第二款并未限制或者禁止合伙合同終止后，合伙人請求分割合伙財產的權利。因此，結合法不禁止即自由的民法原則，只要合伙人提起的分割合伙財產起訴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12]規定的情形，人民法院應當立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在“包天華合伙協議糾紛一案”[13]中，已經對此作出了精彩的論述：“關于合伙清算程序，我國法律對個人合伙解散時的清算程序未予規定。合伙人對合伙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因此，個人合伙未經清算而對財產予以分割處置，不影響合伙人對合伙債務對外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不會對債權人的實際利益造成損害。在此情況下，二審法院經組織雙方當事人對賬，在確定了合伙盈虧的情況下，直接對剩余合伙財產進行分配的做法，不構成程序違法。”

其次，法院需結合個案案情，合理分配原、被告各自的舉證責任。理由如下：合伙未經清算，可能會給法院認定合伙財產和合伙債務帶來困難。因此，法院應當根據《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和第六十八條第一、二款：“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及時提供證據。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主張和案件審理情況，確定當事人應當提供的證據及其期限”中關于舉證責任分配的有關規定，要求當事人完成相應的舉證責任。例如，原告在合伙合同終止后訴請分割合伙財產，對此，法院審理時查明被告系合伙的實際經營者和合伙資金的持有人，那么可以分配給被告較重的舉證責任，即在原告完成初步舉證責任（例如，舉證證明合伙協議、原告已完成出資、被告系實際經營者、被告掌握賬務憑證等關鍵證據和合伙盈余情況等事實）后，被告若抗辯虧損無法分割財產的，那么被告除了需要承擔證明合伙虧損的舉證責任外，還應當承擔其作為實際經營者和合伙資金持有人相應的舉證責任（例如，合伙成立與存續的事實、各合伙人出資后的資金流向、合伙期間的開支情況和財務賬冊材料等證據）。之后，法院可就原、被告各自按照舉證分配原則完成的舉證責任情況，作出相應的判決。

最后，法院可先就部分查清并確認盈虧的事實判決。理由為：對于已經明確的合伙財產和合伙債務，法院有權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人民法院審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實已經清楚，可以就該部分先行判決。”的規定，就財產賬目清楚的部分先行判決，而非一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四、結語鑒于目前法律對個人合伙解散時的清算程序未予規定，導致司法實踐關于“個人合伙未經清算，合伙人是否可以分割財產”這一問題出現了同案不同判的現象。本文在梳理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案例的基礎上，結合個人合伙相關法律規定，得出如下結論：首先，清算并非個人合伙分割財產的強制前置程序，法院應當以合伙合同終止與否作為審查的前提條件，若終止前訴請分割財產，則不予支持；若終止后訴請分割，法院應予以立案審查。其次，法院審理時應當結合個案合理分配原、被告各自的舉證責任，并根據舉證情況判令相應方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最后，若法院在確認合伙盈虧的情況下，可就查清的部分先行判決，將個人合伙糾紛最大化的定紛止爭。

【1】《民法典》第一百零二條第二款：“非法人組織包括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專業服務機構等。”

【2】《民法典合同編理解與適用（四）》，人民法院出版社，第2733頁第三行。

【3】最高人民法院再審蔡泊富合伙協議糾紛一案，案號為（2020）最高法民申5505號。

【4】最高人民法院再審周立新合伙協議糾紛一案，案號為（2017）最高法民申2112號。

【5】最高人民法院再審陳燦清合伙協議糾紛一案，案號為（2020）最高法民申1150號。

【6】最高人民法院再審陳永河合伙協議糾紛一案，案號為（2017）最高法民再228號。

【7】最高人民法院再審盧正文合伙協議糾紛一案，案號為（2016）最高法民再138號。

【8】最高人民法院再審亞當合伙協議糾紛一案，案號為（2020）最高法民申3785號。

【9】最高人民法院二審夏凌飛合伙協議糾紛一案，案號為（2020）最高法民終722號。

【10】最高人民法院再審金貴安合伙協議糾紛一案，案號為（2017）最高法民申3374號。

【11】《民法典合同編理解與適用（四）》，人民法院出版社，第2742最后一段。

【12】《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起訴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一）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二）有明確的被告；（三）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四）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13】最高人民法院再審包天華合伙協議糾紛一案，案號為（2014）民申字第113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