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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簡介

1. 事實部分

某某證券（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香港證券公司”）是一家在香港注冊的金融證券公司。2016年11月2日，香港德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德某公司”）的唯一董事和股東閆某某代表公司簽署了保證金賬戶開戶申請文件，向某香港證券公司申請融入資金進行證券交易，買入了多支股票。同日也是在2016年11月2日，閆某某作為擔保人簽署了《擔保書》并針對德某公司簽署的《證券交易賬戶協議書》的保證金業務條款承擔立即無條件的連帶責任。

2017年6月27日，細價股集體閃崩，截至當日收市，主板及創業板有十三只細價股跌幅五成或以上。某香港證券公司多次向德某公司發出保證金賬戶欠款通知和補倉通知，要求德某公司補回保證金賬戶欠款，但德某公司均未答復亦未歸還任何欠款，故某香港證券公司按照協議約定進行了強制平倉，賣出多支股票。

在某香港證券公司多次催要無果后，便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起了訴訟，最終于2021年8月11日得到香港高等法院的終審判決書，認定了德某公司和閆某某的法律責任。但因案涉《擔保書》約定僅接受香港法院非獨有司法管轄權所規管，根據《2008安排》的規定，香港高等法院的終審判決書無法在內地直接申請承認和執行，只能于內地另行起訴。因德某公司在香港無財產可執行，故只針對被告閆某某在其戶籍地南京市提起訴訟。

2. 案件爭議焦點

（1）利息的計算方法

根據《證券交易賬戶協議書》第4.10條款的規定如下：“[德某公司]須按[某香港證券公司]根據其絕對酌情權不時厘定而不時通知[德某公司]的比率及其他條款或（如未有作出通知）按相等于港元現行最優惠利率加百分之5的利率，支付證券帳戶內的一切逾期余款或以任何方式于任何時間欠負[某香港證券公司]的任何款項的利息（包括[德某公司]接獲判定債項后產生的利息）。利息須于各歷月的最后一日或按[某香港證券公司]要求盡速償付”。

《證券交易賬戶協議書》第17.5條款的規定如下：“倘若根據第17.3 條應用銷售所得款項后，證券帳戶尚有債項余額，[德某公司]須立即向[某香港證券公司]支付相等于該債項余額的款項連同[某香港證券公司]的籌集該款項的成本及按[某香港證券公司]以絕對酌情權決定就有關貨幣的現行或不時最優惠或最佳借款利率加百分之5計算的利息，直至[某香港證券公司]實際收到全數款項為止（此利率適用于證券帳戶有債項余額的期間，不論在任何判決之前和/或后(如有)）”。上述條款意指某香港證券公司有權就該欠付款項向德某公司收取根據其絕對酌情權不時厘定而不時通知[德某公司]的比率及其他條款，直至德某公司或該擔保人悉數償還該欠付款項為止。

根據證據日結單、月結單以及《Excel-保證金賬戶結算清單》可以看出，某香港證券公司通知德某公司和閆某某的欠款酌定利率在0%-6%之間浮動，截止2020年11月2日，被告未支付保證金賬戶欠款39,361,418元港幣。根據香港高等法院2021年8月11日的終審判決，德某公司欠付的2020年11月3日至還清之日起的利息需按照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頒令的歷年判定債項利率計算，暫計至2023年3月28日的利息為7,573,247.9元港幣，此利率判決依據為香港《區域法院條例》第50條的規定：“判決的利息(1)判定債項的全部款額或判定債項當其時尚未清償的部分款額(a)須孳生按區域法院所命令的利率計算的單利；或(b)在無命令的情況下，須孳生按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藉命令所決定的利率計算的單利，計息期由該判決日期起至清償為止。(2)本條所指的利息，可就不同期間按不同利率計算。”故利息需按照不同時期的利率分段計算，具體計算方式見證據excel計算表格。

（2）某香港證券公司是否已根據香港高等法院的終審判決，針對德某公司和被告閆某某在香港的財產申請了強制執行？某香港證券公司是否在香港已獲得部分執行回款？

根據2018年香港高等法院出具的關于本案的強制執行文書——《高等法院內庭聆案官GRACE CHAN 法院令》可以看出，香港高等法院有針對德某公司進行強制執行，其中將恒生銀行有限公司列為唯一的第三債務人。且在《高等法院內庭聆案官M. LAM 著令提出反對因由的第三債務人命令》中：“本院命令如下：劃扣上述第三方債務人恒生銀行有限公司向上述判定債務人（該判定債務人應訴前述判定債權人于2018年3月16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向上述判定債務人追索債務事宜）欠繳或累計欠繳的所有債務，金額為39,378,628.66港元及其利息（利息按照自2018年6月29日起至償付止的判定利率計算），以及10,545.00港元的固定費用（此筆費用為40,293,507.48港元金額判決書中應付但未付的利息和費用）。”

但是根據《恒生銀行的回復》：“我行希望告知貴方，截至《第三方債務人命令》遞送時間，判定債務人未在我行保有任何活躍賬戶。因此，不存在《第三方債務人命令》要求劃扣的金額。”

故香港高等法院有在香港針對本案進行強制執行，但因為德某公司和閆某某名下沒有財產，故沒有執行到任何錢款。

（3）香港高等法院是否向閆某某的內地住址進行了有效送達？終審判決書是否已經生效？

根據《20200512 Letter to High Court with 3rd Affirmation of LCM & Draft Order 誓章》顯示，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6月10日親自正式向第二被告閆某某成功送達了并存傳訊令狀。

余陳楊律師行楊律師就某香港證券公司與閆某某之間的保證金融資訴訟案出具法律意見，該法律意見書載明：由于閆某某發出擬抗辯通知書的時限已過，亦沒有于指定時限發出擬抗辯通知書，某香港證券公司于2021年8月11日取得HCA1546/2020案件的最終判決。最終判決是根據《高等法院規則》第13號命令，因閆某某沒有發出擬抗辯通知，即送達認收書，因而作出的未經審訊判決。因此，閆某某不得就此類判決提起上訴，但法庭有權將之廢除或更改。因欠缺行動而作出的判決有效期間具有與審訊后作出的判決同等的效力，因此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管轄區內強制執行。

結論：基于上述的法律分析，《證券交易賬戶協議書》及《擔保書》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下屬于合法有效及可強制執行。據此，由于發生了該協議書項下的違約事件，某香港證券公司有權行使該協議書項下的合法權益要求德某公司及閆某某共同及各別地履行其清償欠付款項及支付相關費用(包含法律費用)的義務。

二、代理意見

本案中，閆某某作為擔保人簽署了《擔保書》并針對德某公司簽署的《證券交易賬戶協議書》的保證金業務條款（包含但不限于本金和利息、費用成本和損失）承擔立即無條件的連帶責任。

根據被告閆某某簽署的《擔保書》，第1條“無限額擔保及彌償”約定：“1.1本人/我們以擔保人之身份（擔保人之資料詳見附表一）現無條件及不可撤回地向貴公司保證如客戶沒有支付任何根據協議到期及須支付之款項，包括但不限于協議所須支付之利息、開支、費用及損失，本人/我們作為主要義務人將會向貴公司要求支付之款項……1.2在本人/我們與貴公司之間（但不影響客戶的責任），本人/我們在本擔保書下應負有猶如我們本人/我們是唯一的主要債務人一樣的責任而非僅為擔保人。本人/我們同意向貴公司支付貴公司要求之款項，不論貴公司有否要求客戶付款。若本人/我們為唯一主要債務人而責任不會獲解除或受影響之任何事情不會相應地解除或影響本人/我們的責任……1.3本人/我們在本擔保書下責任為持續擔保，并保持具有十足效力及作用，直至協議下之款項繳清而貴公司已不可撤銷地收取或收回所有協議下須支付之款項為止。此外本人/我們之責任均附加于貴公司所可能擁有的其他權利，并可無須先向客戶、任何其他人士或任何其他擔保權益追索下執行。本人/我們等不可撤回地免除所有任何形式之通知及（上文第1.1條規則除外）付款通知。1.4本人/我們須應要求就貴公司因任何理由（包括任何破產、無力償債、清盤或任何司法管轄區之相類法律）而被要求退還全部或部分貴公司就客戶在協議下須支付之任何款項而收取或追討之款項而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款項或其他費用、損失、開支或責任，對貴公司作出彌償，并須在任何情況下應要求向貴公司支付貴公司所退還之款項。1.5作為一個別、獨立及交替的規定，本人/我們無條件及不可撤回地同意因任何理由（不論是否現時存在及不論協議任何一方是否已經或將會知悉）而基于擔保向本人/我們追討之任何款項，（盡管在相關協議中明文規定須由客戶支付）將可向本人/我們追討，猶如本人/我們為唯一主要債務人一樣，并將由本人/我們應要求向貴公司支付”。《擔保書》第3條“利息”約定：“本人/我們將自貴公司要求付款當日或產生引致該付款要求之賠償、損失、費用、責任或開支之較早日子起，支付按適用于協議下之逾期欠款之該利率計算的利息，直至貴公司收取該款項為止（判決之前及之后）。”

故擔保人閆某某應當對德某公司在保證金賬戶下的欠款、利息以及為實現本案債權而支出的律師費、公證費、翻譯費等成本的范圍內承擔連帶責任。

原告某香港證券公司在多次催要無果后向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起了訴訟，于2021年8月11日得到香港高等法院的終審判決書，認定了閆某某的法律責任：“被告閆某某需向原告某香港證券公司賠付港幣共計39,378,628.66元，利息應按照裁決的利率計算至實際還清之日止。”

根據案涉《擔保書》的協議內容，第11條管轄法律中約定：“本擔保書將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之法律所規管并據之解釋。本人/我們謹此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之非獨有司法管轄權所規管。”

因被告閆某某2021年8月尚居住在南京市，在香港沒有財產可以執行，所以需要在內地申請執行，而因為合同約定了受香港法院之非獨有司法管轄權所規管，故無法在內地直接申請承認和執行香港判決，且香港高等法院也無法出具證明書等材料，故只能在南京中院重新提起民事訴訟。

根據香港余陳楊律師行作出的《關于某香港證券公司保證金融資訴訟案法律意見書》的結論為：“本行認為該等協議及該擔保書于香港法律下屬于合法有效及可強制執行。據此，由于發生了該等協議項下的違約事件，某香港證券公司有權行使該等協議項下的合法權益（包括但不限於以本法律意見書第4.1(iii)段的利息計算方式）要求德某公司及該擔保人共同及各別地履行其清償該欠付款項及支付相關費用（例如：法律費用）的義務。另外，某香港證券公司亦可行使其絕對酌情權立即結束該保證金賬戶及要求德某公司及該擔保人即時支付該欠付款項。除非法庭另有命令，于不違反時效期限的前提下，某香港證券公司可于香港執行最終判決，惟可能需就該償還金額向法庭事先申請修訂最終判決的判決金額”。

原告某香港證券公司要求被告閆某某償還保證金賬戶的欠款和利息，提出訴訟請求如下：1、判令被告向原告承擔案涉欠款下的擔保責任，支付截止2020年11月2日拖欠的保證金賬戶欠款39,361,418港元（按2023年3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港元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換算約為34,488,474.45元人民幣），以及自2020年11月3日起暫計至2023年3月30日的的利息7,573,247.9港元（按2023年3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港元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換算約為6,635,679.8元人民幣）。2、判令被告承擔原告因實現本案債權而花費的訴訟成本，包括律師費xx元人民幣及30,000元港元（按2023年3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港元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換算約為26,274元人民幣）、公證費用35,500元港元（按2023年3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港元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換算約為31,090.9元人民幣）、翻譯費用911元人民幣；3、請求法院判令本案訴訟費由被告承擔。

三、裁決結果/案件結果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如下：

一、被告閆某某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某香港證券公司償還保證金賬戶欠款39361418港元，以及2020年11月3日至2023年3月28日期間的利息7573247.9港元；

二、被告閆某某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某香港證券公司支付律師費人民幣xx元、法律查明和公證費用65500港元，以及翻譯費人民幣911元。

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案件受理費人民幣238607元，公告費人民幣600元，合計人民幣239207元，由閆某某負擔。

四、案例評析

本案主辦律師于2022年1月正式接受當事人的委托，歷經案件材料的分析研究、身份主體資料、授權委托書和證據材料的公證轉遞、翻譯英文稿件、委托香港律師出具法律意見書進行法律查明、聯系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涉外案件審判辦公室進行立案溝通等重重關卡，終于在2022年12月成功立案。后因被告閆某某在境內的多處住址無法送達，采取了公告送達的方式，開庭日期也從2023年1月變更為2023年4月18日。

因案件時間跨度大，從2016年被告簽署《擔保書》到南京中院開庭時，已歷經8年的時間，很多案件的程序性材料已丟失，比如香港高等法院出具的部分通知送達材料，以及香港律師提起訴訟時出具的法律文書等。故在開庭審理時，合議庭的三位法官在法庭調查、舉證質證環節詢問非常細致，尤其關注利息計算、法律查明、實現債權的所有費用（含境內外律師費、公證費、翻譯費等）、內地送達和香港強制執行的情況。本案在開庭前共提交34份中英文證據，開庭后又補充提交14份，前后共提交48份中英文證據。開庭后陸續補充提交《關于香港高等法院強制執行德某公司和閆某某名下財產的材料說明》《訴訟請求明確申請書》等文書以解答法官的疑惑，終于在2023年12月拿到了一審判決書，并于2024年2月20日正式生效。

五、結語和建議

本案在開庭審理時，2019年1月18日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簡稱“《2019安排》”）尚未生效，適用的仍是《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簡稱“《2008安排》”）。《2008安排》限定適用的判決范圍嚴格限定為“具有書面管轄協議的民商事案件中作出的須支付款項的具有執行力的終審判決”，且“書面管轄協議”須為“明確約定內地人民法院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具有唯一管轄權的協議”。而本案案涉合同約定了香港法院擁有非獨有司法管轄權，故不能根據《2008安排》直接在內地法院進行認可和執行，而是采用另行起訴的方式。

然而，不論是《2008安排》還是《2019安排》，不論是申請認可和執行還是另行起訴，類似于本案的保證金賬戶融資糾紛（香港稱“Margin孖展”賬戶）的案件爭議焦點是相同的，都集中在利息的計算方式、利率的判定方法、判決書是否已在香港生效、是否在內地進行了成功送達以及在香港的強制執行情況等。

故，在如今已經生效的《2019安排》下，本案對于香港以及其他境外證券公司的融資融券糾紛類案件如何在內地認可和執行仍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